(原创作者：长春金译佳翻译公司英语译员）
一、翻译目的论与传统翻译理论的不同之处
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的语言学翻译理论传统上都是以“对等”、“转换”为主流的翻译方法。美国翻译家奈达1964年区分了形式对等和和动态对等，此后，翻译对等观一直在德国译界占主导地位。而二战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翻译文本有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很多学者开始对翻译与实践进行了反思，众多翻译流派风起云涌。翻译目的论正是伴随着西方翻译领域第二次质的飞跃1而产生的。目的论的开创者凯瑟琳娜•莱斯也提出了一种对等概念，但和之前的对等论相比，她把翻译单位由字句层面提升到了语篇层面。莱斯在1971年的著作《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中，以德国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1934年提出的语言工具模式为基础，把文本类型分为信息型（如参考用书）、表情型（如诗歌）和操作型（如广告）和视听媒体文件（如戏剧剧本等）。不同的文本有不同的翻译方法。在此之前，人们讨论翻译时总是以对等为标准。莱斯的文本类型学把翻译功能优先于对等理论，翻译批评家不再依赖对源文特征的分析，而是要根据翻译的环境来判断译文是否具有特定的功能。莱斯在此书中还建议将文本分类方法运用于翻译实践与翻译批评，即不同类型文本的译文应该有其各自不同的翻译方法和评价标准。可以说，翻译目的论在肇始之初就与翻译评论有着密切联系，用其来指导和评价翻译界存在的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处理，相比于其他传统翻译理论，具有具体的指向性和切实的可操作性。（长春金译佳翻译公司提供多语种口笔译）
二、探讨与研究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的重要性
西方的归化与异化之争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西塞罗、贺拉斯和杰罗姆等人提出的word-for-word（即字译，直译的原型）和sense-for-sense（即意译）之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直译和意译成为翻译的语言学派研究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翻译界出现文化转向，奈达、施莱尔马赫、韦努蒂等翻译理论家把归化与异化带到翻译界研究的最前沿。从此，归化与异化，正式代替直译与意译，逐渐成为当今翻译界的热门话题之一。英国St• Jerome 出版社的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根据韦努蒂的见解，将归化定义为“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陌生感的翻译策略”；将异化定义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也就是说，归化与异化是时代发展的多元化要求下，翻译学者与专家们在宏观的语境中考察翻译研究的视角下而必然出现的。
在中国古代，归化与异化之争源自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即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原型。到了近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信”与“顺”的翻译标准激发了激烈的直译与意译２论战。“信”即直译派代表魯迅、瞿秋白等，主张保持译文的“异国情调”和“洋气”。“顺”即意译派代表郭沫若强调上乘的翻译是“字面、意义、风韵，三者均能兼得”。当代中国翻译界归化与异化之争蔚然成风，许多学者也做了有意义的研究和探讨。王东风在2002年的一篇名为《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指出：“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漩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
因此，探讨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有利于翻译的多元化研究，涉及到翻译的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实际问题，能够扩大翻译研究的宏观性，是一种有意义的研究。（长春金译佳翻译公司提供多语种口笔译）
三、翻译目的论对指导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的优势
翻译目的论的核心理论，目的理论（skopos rule）是莱斯的学生汉斯•弗米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其核心概念是：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回顾翻译目的论的直接理论来源——冯•赖特的行动理论可看出，冯•赖特在1968年的《义务逻辑和普遍行动理论》一书中，提到“行动的特性就在于它的意向性”；“赋予同一个行动不同的意向，它就成为不同的行动”。弗米尔行动的特征运用到翻译领域，认为同一个源语文本，由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就会产生功能不同的译语文本，即翻译行为受翻译目的制约。这就是说，翻译策略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翻译目的不同进行适当的取舍。如《格列佛游记》，原作者是用来讽刺当时社会制度。后来的译者由于宗教、民族或商业的原因将之编辑成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文本，像儿童读本等，这种翻译行为就可以说成是翻译目的的具体应用。莱斯的另一个学生克里斯蒂安•赖德按照译文的不同功能，提出了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其操作面较广，为翻译非文学和文学在内的各种翻译实践提供了可参考的操作模式。
诺德在1971年的《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一书中提出，文学翻译也有特定的读者群，因此，译语文本对读者来说也是有不同功能的。这就说明，翻译目的论用于文学文本翻译策略的研究也是可行的。它强调翻译是跨文化行动，突出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影响。（长春金译佳翻译公司提供多语种口笔译）
四、运用翻译目的论对《呼啸山庄》两个经典中译本为例进行归化与异化研究的有效性
《呼啸山庄》共有十个中译本，最早是由梁实秋翻译的，中文名为《咆哮山庄》。杨苡动笔翻译《呼啸山庄》是在19世纪50年代左右。是伴随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当时是以传播国外优秀文化为主，翻译也多采用异化。鲁、瞿所提倡的“信顺”，是科技翻译、文学翻译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五四”运动后，还有像茅盾、郭沫若、钱钟书、傅雷、陈西滢等一大批翻译家。茅盾在谈论文学翻译时指出：文学翻译“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发挥工作上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意图。”这段话的确把如何进行文学翻译作了完整而又全面的阐述。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本站原创性文章为长春金译佳翻译公司首发，转载请注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