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新京报 2014-01-07）
迈克尔·苏立文（1916—2013），英国艺术史家、著名中国艺术研究专家，是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现代艺术的西方学者之一，并成为这一领域的国际权威和引领者。
陈卫和，《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译者之一，中央美术学院研究部副研究员。
【致敬词】
苏立文的著作《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上、下）通过另一种文化的视角叙述了中国一个世纪的艺术轮廓，书中涉及上半个世纪的部分尤其具有亲历者和见证者的情感和视野，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艺术，以及后文革时代先锋艺术的兴起也都提供了个人独特的阐述，尽管在认知方面与中国本土之间存在不少差异性，不过每一部艺术史的写作都可以说是主观的，并且充满可商议之处，但这样的写作工程无疑是一次艰辛的探索和富有意义的建构，它激励和启示着中国人自己做出相应的表达。苏立文先生已于不久前辞世，将2013年的年度最佳艺术著作授予这本书，也是一种对他的纪念和致敬。
苏立文《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通过另一种文化的视角叙述了中国一个世纪的艺术轮廓，书中涉及上半个世纪的部分尤其具有亲历者和见证者的情感和视野。这样的写作工程无疑是一次艰辛的探索和富有意义的建构，它激励和启示着中国人自己做出相应的表达。
这本书 举重若轻，真切动人
这是一本非常有特色的、好看的书。苏立文先生所讲述的故事覆盖了100年的时间跨度，涉及中国美术各个品种，以及在大陆和全球各地的中国艺术家。如此宏大的题材，他却举重若轻，叙述得真切动人，既像一本文学作品，又像他的个人笔记。而这种把握和建构的方法，恰恰反映出他的专业修养、理论取向和治史功力。
写历史却没有历史感，是很常见的现象。人物没有性情没有故事，作品没有产生流通的具体情境，像在辞典里被“经典化”了。而苏立文的历史叙述充满了具体的情境氛围。例如写徐悲鸿留学法国时期朱利安美术学院的气氛；写陈依范、贺德立等那些已被遗忘的人物，曾是那么热情活跃的生命。他的品鉴力也使他的叙述充满了魅力。品鉴不是溢美之词的堆砌，而是一种敏锐、独到的眼光。例如他写赵无极，说他进入巴黎艺术界，是去寻找作为一个人和一个艺术家的自我，而不是去寻找把东西方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因为“调和”是产生于直觉的，是深植于心灵之中的。中西艺术的融合，绝不是不同技法相结合的问题，而是艺术家双重经验内心化之后，一种出于自然和自发的自我表现形式。苏立文的历史叙述是将理性的逻辑、史实的考证和品鉴式的批评统一在一起的。
这是不是一本权威的著作？苏立文先生在这本书中两次说道：“我奉上此书，不是作为权威性的研究，仅仅作为来自一位50年以上的观察者的个人见解。” 我想这不是一句客套话，而是一个研究者清醒的学术良知。
这一年 遗憾苏立文的离去
这一年中最欣慰的事，是苏立文先生看到了此书的出版，最遗憾的事是他的离去。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12年9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研讨会上。他还是那么亲切、机敏和专注，从头到尾倾听了大家的发言。共进晚餐之后，依然精神矍铄。那时此书正式出版的进程还没有启动。
2013年4月，搁置了12年的中译本终于出版了，苏立文先生等到了这一天。8月份老先生以97岁高龄，到上海参加本书的宣传推广活动，10月回到牛津却不幸染病去世了。他的热情、他的好奇心以及他理解异质文化的渴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从未衰退过。一个勤奋博学智慧的头脑停止了思考，悄悄地离去了。可以告慰的是，他的著作像投入湖水的石子，正在读者心中激起阵阵涟漪。如果能够引领学术界的独立批评和研究，则更是幸事。
苏立文与中国艺术的缘分是传奇式的。23岁时他以一个剑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加入国际红十字会，来到中国支援抗战。不久在重庆结识了厦门姑娘吴环并与她结婚，之后到成都华西联合大学博物馆工作，参加前蜀王建墓的发掘测绘工作，并陆续结识了一大批中国艺术家，包括徐悲鸿、吴作人、刘开渠、庞熏琹、关山月、丁聪等，而他们都是中国20世纪美术界的扛鼎人物。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当他写《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的时候，他承认，他的叙述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一层相当个人化的底色。
这一代 苏立文的作品是跨代际的
苏立文先生对艺术的欣赏和体悟之深，是跨代际、跨流派的。他没有陷入中国美术界的任何圈子，表现出了学术研究所需要的高远宽广的视野。他也不以学术作为小圈子人所独享的游戏。他的艺术观体现了由传统和现代文明所教化的修养，符合普通人的审美情感，也符合常识的判断。
例如他写台湾现代运动常常方向相悖，趣味相反。但不论“向前”“向后”，他都平等视之。他并不在拒绝或吸收西方影响的艺术家之间选边站。对于他们的创作，他给予同样的尊重和理解。他也并不以进入国际现代主义主流作为艺术发展的归宿。这些叙述都透射出他的艺术主张，即艺术创作的真诚、艺术多元和艺术自由。
从趣味相投的角度看，我对“这一代”的感觉并不强烈。哪一代人中都有各种类型的人，而且比例相近。我常从作品中，从阅读中，也从媒体上、网络上感到“知己”的存在，读他们的作品，读关于他们的作品，会感到精神上的共鸣。他们是先贤、是老一辈、是同代人、是晚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令我感到精神的充实和自信。翻译苏立文先生的著作正是如此，无论怎样辛苦，终是一个会心享受的过程。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